浙江省将深入调研整治钱塘江流域水污染

他们试图告诉我们，法律文本本身就具有客观全面的含义，只要阅读得足够细心，就可以发现这种含义。

村委解决了，当事人如果觉得不合理，不满意的，让调解主任写个字（调解意见，签上字），到镇上去找司法所。有一位村民回忆说他的一个叔叔，夫妻关系特别差，最后组长，和房下的两个长辈，这三个人就主持帮他们离婚了，还处理了财产和孩子的抚养。

这个上面没有具体的指代，但是是与更大的权力相挂钩的。S村的村干部也表示，村民有家庭矛盾的很少去找他们，去找的大多还是因为公事。也包括有一定知识的人，比如有法律工作经验的人。纠纷解决本是社会科学各领域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20] 村民委员会或其他村级班子，在调解纠纷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有位村民解释当地没有人打过官司时，明确地表示，这不是因为当地的人好，而是经济条件很差，打官司要钱，没钱就不打官司。法院、打官司、派出所，公安等是经常被提到的。那时候，三中全会公报等中央文件和胡耀邦、邓小平、叶剑英等领导人的讲话，对立法与改革的关系尚没有进行直接的、正面的、普遍意义的上升到认识论高度的阐述，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们一开始就形成了处理立法与改革关系的基本策略：果断地以立法方式推动改革的前进。

最典型的是立法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98]邓小平讲话两个月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还联合发布了一个关于处理非法刊物、非法组织和有关问题的指示，要求制定出版登记法、结社法、集会法，以维护社会稳定。[19]同前注[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46]中共中央党校教务部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国家重要文献选编》（下），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常常就是上述四类关系的矛盾和冲突。[3]据此，改革的特点是变，是要将已经稳定下来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社会关系变过去。

美国人认为，普通法中的形式主义法律观已经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负面力量，法律应当成为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而非目的，因而开始了一场法律工具主义的改革。[7]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481页。[108] 第二个阶段，是在防止立法中改革与发展脱节的基础上，明确从正面提出改革决策与立法决策的紧密结合。[63] 二是，立法不求全，成熟多少制定多少。

[105]这就改变了几年前对三者关系的认识，把改革、发展放到了稳定之前，说明在形势稳定后，首要的任务是改革与发展。不只是在上述谈话中，在此前此后的多次讲话中，彭真都对为什么改革时期的立法必须以经验为基础作了阐述： 第一，以经验为基础立法，是唯物论的要求。第六，通过立法的形式将改革的经验总结和规定下来。这个要点提出，把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新秩序建立在法制基础上，需要制定大量法律，这是很大的工程。

[120] 这一策略直接影响了立法中对改革、发展、稳定三者关系的处理。[87]笔者认为，对工具主义立法思想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加以研究和讨论是必要的，但是，客观公允地考虑这一问题恐怕还须注意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改革时期，工具主义立法思想的确立，应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这一年的12月，乔石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座谈会上也相应提出：立法工作要与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紧密结合。[4]全国人大常委会培训中心编：《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题讲座》，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30多年来，为妥善处理这一关系，我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背景下，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前述几部法律制定或者实施中遇到的都是这一问题。198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决定用调整的方针对经济生活中的诸多方面进行改革时，邓小平就在会上说，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是巩固还是遭到破坏，是这次调整成败的关键。而改革有改去、革除之意，常指改革旧制度、旧事物。彭真等领导人认为企业的改革十分紧迫，不能被动等条件成熟，要发挥法律改变现实的作用，用破产法促进企业改革。经验主义的立法思想对中国的改革事业以及法制建设影响至深，但是，几十年来，理论和实践中对这一重要立法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和反思者并不多见。

顾明说的这三个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强调立法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所以，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确立后，无论从指导思想还是数量上看，改革、发展的主题都成为立法之急需，立法决策与改革、发展的决策相结合，成为必然趋势。

这样，对于同一种社会关系，在同一时期内，如果按照立法的要求，是要将它定下来，但如果按照改革的要求，却要将它变过去，这就使得，立法与改革成为一对不可调和的互相冲突的矛盾，这一情况也进一步决定了，无论是改革背景下的立法，还是立法背景下的改革，自身都蕴藏着不安定、不成熟的因素。但实行市场经济，就要改革劳动制度，对企业职工普遍实行劳动合同制。

[48]顾昂然：《新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立法见证》，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现在需要探讨的是，由立法适应和服从改革需要引出的更深一层次的两个重要问题。

[39]参见前注[20]，《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231～236页。第二，使立法的进程与改革的进程相适应，根据改革的进程和方向确定立法的进程和方向。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立法又应当如何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这就为进一步探索立法与改革的关系，拓展了宽广的空间。[107]李鹏所说的这种改革与发展脱节的情况，在一些法律的制定中就有反映。

[15]为什么要用立法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彭真在关于7个法律草案的说明中是这样回答的：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就很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立法适应和服从改革的需要，主要有以下表现：一是立法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改革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

[103]再一周后的3月4日，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作中国不允许乱的谈话时，进一步说到用立法维护稳定的问题：控制局势要注意方法。三是，既要加快立法步伐，又要选择好法律出台的时机。

7月1日，叶剑英在这次会议闭幕式上说，常委会将根据许多代表提出的意见，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抓紧这些法律的制定工作。三是有利于各项经济活动取得较高的社会经济效益。

[16]同前注[10]，彭真书，第1页。[102]这就把稳定放在改革和发展之前的首要位置了。谢晖：《法律工具论：法治的理论障碍》，《甘肃社会科学》1994年第6期。这时候，立法的重心自然也放到了改革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从1979年到1982年前后相继制定了一批旨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法律，通过改革既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为各项事业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把握度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将党和国家关于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决策作为立法的依据，在大局中立法。[11]彭真这里所说的划杠杠、划一个合理解决的界限，就是立法与改革之间的一个平衡点。

所幸1986年通过的矿产资源法在经过反复的调研和讨论后，妥善地处理了这一改革与发展的关系。2003年，吴邦国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就提出：集中力量，保证急需制定和修改的法律，以及形成法律体系必不可少的重要法律适时出台，使立法工作服从和服务于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

为此，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工作报告中曾提出，在立法中既注意法律的前瞻性，又考虑法律的阶段性。  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条件下立法的预见性研究》（12BFX001）的阶段性成果。